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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应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做到宽严相济规定为党的纪律处分工作应当坚持的五大原则之一（第四条），在第五条规定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中，第一种形态即属于教育范畴：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第一种），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这就是说，在依规治党中，教育是常态。一、所谓党规严于法律，是指党规对党员的道德要求必须高于法律对公民的道德要求，而不是指同样一种行为，党规对党员的处罚要比法律给予公民的处罚严厉。

党纪对党员的要求，正是按照党员的道德水平必须高于公民这一尺度来制定的。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迁徙自由虽然是公民权利，但是鉴于裸官的贪腐风险，党规党纪作出了严于法律的有关规定。党可以通过党员的志愿，用党纪来约束党员，但党对非党员公民只有号召、示范等道义引导力量，而没有直接的强制性约束力。例如，参加集会、游行示威活动，党纪给予的最严重处分是开除党籍，而刑法给予的最严重的处罚是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此，依法执政是党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最主要的方式。刑法与党纪不同，从刑罚的五种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和三种附加刑（罚金。我的一个博士生受到启发，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一篇博士论文，并作为专著出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志于做法学研究的人，不管是从事宪法学、法理学或部门法学，一定要找到一个或两到三个部门法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这样才能接地气。为什么你要提出理论？为什么要大家都引用和接受你的理论，乃至形成学派？就是因为你的理论有说服力，你的理论能解释现象和问题，你的理论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走出困境，我们得拿这样一个检验标准来衡量。对精神病人犯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但不构成犯罪的，有强制医疗。以劳动教养为龙头的特殊的行政制裁体系。

伟大的法官霍姆斯和卡多佐（Benjamin N.Cardozo）也都研究侵权、合同、违约、责任、程序、正义等。以德国所谓的教义学为框架结构，把三阶层论筛选进来，那怎么面对我国的法官和检察官事实上是用四要件来做判断呢？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运用法律进行裁判，法律因而也是一种消费商品。

而今天很多敏感案件都定成了寻衅滋事罪。我特别喜欢把法学跟医学作对比。用民间最通俗的话来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他找了很多案例和数据，最后得出结论： 第一，刑讯逼供成本很低。

所以社科法学引入到中国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因为该中医没有原理，只有经验，只能适用于这个个案，不能适用于下一个个案。将来对它的改革就要找到病根：增加它的成本、减少它的收益、加大它的风险，才能真正改变人的选择。那么更大的东西是什么呢？也许是流行在法理学里那些不着天地，完全没有一点生命力，也没有多少现实意义的话语。

二是我们的入罪标准还有情节因素的限制，情节轻微的是民事违法或行政违法，不是犯罪。书里面就提到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实现一元化。

但你会发现这些口袋罪也像审判委员会一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中国是三套公法体系，美国是一元化。

英国著名法理学家哈特（Herbert Hart）写的《惩罚与责任》把刑罚和侵权当做切入点，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下午六点以后，一律不许刑讯逼供，天黑即休息，早上八点才开始，每24小时给8小时的睡眠时间，并且可以让律师在场，律师就坐在旁边什么话都不说，当一个见证人的作用，这样就没有刑讯逼供的机会了吧。为什么中国对刑讯逼供的治理几乎是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人做研究，找到它的病根。我觉得刑法学界真的应该考虑不要动不动就价值判断，动不动就教义学，还是需要引入社会科学的思维，研究为什么发生？什么东西制约着它？这会使研究变得更深刻，而且能让刑法学界和其他学科进行对话。法教义学还不能完全上升为在天上飞的，他们其实也会考虑现实问题。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认为我在为刑讯逼供辩护。

所以我且不说今天的法教义学是把德国和日本的一些理论拿过来就用，唯德国和日本是问与当年唯苏俄是问有多大区别？ 我举几个例子。但不管研究法律文本还是研究法律现象，都应该从研究的对象中发现问题，在问题中发现规律、提出概念。

比如，中国现在最难办的口袋罪，有一个学者能说清楚吗？1997年刑法修改时，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和流氓罪。轻微伤只是治安案件，只有轻伤才构成自诉案件，重伤才是三年以上的公诉案件。

我现在研究的很多对象都是法律文本。只不过，法教义学比较偏重研究法律文本，社科法学偏重研究法律现象。

虽然收容遣送制度和劳动教养制度被废除，但行政制裁体系并没有消失。一定要记住，即便是细菌和病毒，也要学会分析它的原因。当然，我运用的也不太好，因为过去受到的这方面的学术训练太少。我们有三大公共处罚体系：行政法追究行政责任。

尽管目前部门法的理论不发达，但它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全国进入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侦查的有600多万件刑事案件，到法院判决有罪的113万件。

过去有些大师级的法学教授和法学家的论文和著作里是离不开部门法的。经过对文本的解读，我发现中国目前跟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法领域都不相同。

一或两个人、一个健壮的身体、一支笔、一个屋子就够了，只要有力气，能熬夜就行，不像DNA鉴定和血型鉴定需要投入仪器设备，刑讯逼供什么设备都不要，成本极低。找不到病根和规律，提不出理论，怎么能够解决刑讯逼供？强行解决反而会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把问题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在目前，它是一种好的方法，但我们操作这些方法的人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这种在中国普遍发生的现象，除了合同诈骗罪，还有票据诈骗罪、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一共十几个诈骗罪，好像中国人都是骗子一样。卡多佐甚至还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且有一个经典的判断：因为警察违法你就放纵犯罪吗？他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挑战，认为这也代表了程序法的一种思维方式。艾滋病号称人类的疑难杂症，现在完全攻克艾滋病还做不到，只要一提谁得了艾滋病就是绝症了，非死不可了。

第一，对部门法的了解需要加强。比如，目前刑法学界号称从德国引进一些制度，那你的理论贡献是什么？这种理论贡献不是简单的从德国引进一些概念，而是这些引进的概念和理论能让我们对一个案例、现象或判决书的分析比传统理论更有说服力。

怎么办呢？最后竟然给教授定了寻衅滋事罪。中国公法如果打破行政法和刑法的二元体系，在法律文本中就可以形成公法领域的三元构造。

中国的证据有两个源泉：犯罪现场和被告人口供。法律现象，即法律实施的现状。